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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鹦鹉案”二审为何宣判能改判为两年

2016年,深圳男子王鹏向别人出售了6只自己饲养的鹦鹉,后经警方认定,其中两只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的绿颊锥尾鹦鹉。后深圳宝安区法院以王鹏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王鹏不服提起上诉。该案二审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法院二审以王鹏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

作为一名职业律师,我非常不喜欢“鹦鹉案”的讨论和辩护方式,既然有很多人不懂,懂的人又有各种顾忌不敢说清楚,那就我来说吧。

认定“鹦鹉案”构成犯罪严格符合现行法律规定,但违背社会大众的普遍意愿和认知,违背刑法的根本目的和宗旨,违背社会基本常识和经验,显失公正。

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负责制定《刑法》的立法机关没任何过错,负责刑事立案和侦察的公安机关没有任何过错,两审法院没有任何过错,甚至二审法院有功。错就错在最高人民法院,错就错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司法解释,而且错就错在这个解释的第一条将“珍贵、濒危动物”作为错误的扩大解释,主要有两点:

1、制定严重违背社会传统和习惯认知且社会大众根本无法正确认识的法律规定。

贩卖鹦鹉犯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动物,我敢说中国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规定,也没几个人看过这个公约,包括制定该司法解释的工作人员。我们怎么能拿社会公众根本无法掌握的且一定跟他们的认知相反的法律规定去治他们罪了。法不责人所不能,刑法绝不能追究“不存在违法认知可能性”的人的刑事责任,这是法律的底线。

2、司法用语违背基本语言规范,存在严重逻辑问题。“野生动物”包括“驯养繁殖的”动物,这跟“黑”包括“白”有什么区别?“野生”跟“驯养繁殖”本就是绝对意义上的反义词,如果“野生”能包括“驯养繁殖”,那么请问什么是“非野生”?珍贵、濒危动物是不是就不存在“非野生”的可能?就是再有权力我们“用词”也必须符合基本逻辑,无论出于何种考虑,“相反解释”都是违背法律和情理的,都是无法被理解和接受的。

最后,胡延美想说的是:并非错误不能被接受,但不代表任何一方利益仅因为“懒惰和无知”形成的错误绝不可接受。最高人民法律做出如此错误的司法解释,除了增加普通民众的刑事责任,对各方都没有好处,包括最高院自己,既然一个错误不利于任何一方,为何不去积极改正了,难道就为了可笑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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